工作研究

试论诱惑侦查的法律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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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发布时间:2010-05-22 00:21

内容摘要:诱惑侦查,一般是指侦查机关以实施对嫌疑人有利可图的行为为诱饵,暗示或诱使其实施犯罪,待犯罪行为实施后将其抓捕的一种侦查手段。它分为两种类型:犯疑引诱型和机会提供型。在现代法治社会,诱惑侦查的存在具有一定合理性,但是也存在权力易被滥用等弊端。本文结合我国诱惑侦查的立法现状、存在问题等,提出了自己关于诱惑侦查的立法建议。

关键词:诱惑侦查  犯疑引诱  机会提供

诱惑侦查,一般就是指侦查机关以实施对嫌疑人有利可图的行为为诱饵,暗示或诱使其实施犯罪,待犯罪行为实施后将其抓捕的一种侦查手段。诱惑侦查作为刑事诉讼的特殊手段和专业术语,最早出现在西方,后该词汇被国人从日本引进并开始研究。在中国的司法实际中,诱惑侦查是一种并不鲜见的侦查手段,并多见于毒品犯罪、卖淫或组织卖淫等犯罪行为的侦查。但是,由于诱惑侦查所可能产生的弊端亦十分明显,国内的执法机关对诱惑侦查所蕴含的法律价值的选择和法律制度的构造了解亦不深入,且国内对该问题的研究也并不普遍,故笔者谈一些自己在基层工作经历中对该问题的认识,与读者共同探讨。

一、诱惑侦查的含义

1、诱惑侦查的定义

所谓诱惑侦查,根据理论通说,是指侦查机关对隐蔽性强、无明显被害人、取证困难且可能造成严重社会危害的犯罪,以某种行为有利可图为诱饵暗示或者诱使其实施犯罪,待犯罪行为实施时或结果发生后,抓捕犯罪嫌疑人的一种特殊侦查手段。

由于诱惑侦查的危害性十分明显,不少国家均对其适用范围、适用程序都进行了严格的法律限制,大多只用于诸如毒品犯罪、网络赌博犯罪、制贩假币等特定犯罪。

2、诱惑侦查与钓鱼执法的关系

诱惑侦查在实践中经常被当成是钓鱼执法,因为诱惑侦查和钓鱼执法都表现为执法者引诱他人作出违法行为,但从严格意义上讲,两者的含义并不相同,侦察诱惑并非钓鱼执法。

钓鱼执法,一般在行政执法机关在查处行政违法行为中适用,并不以追究行政相对人的刑事责任为目的。例如,著名的上海市交警钓鱼执法查处“非法营运车辆”的事件中,上海交警只是为了对行政相对人的“非法营运”行为进行处罚,而不是要追究其刑事责任。

而诱惑侦查,则是在刑事案件中适用,即公安机关等执法机关一开始就是以追究嫌疑人的刑事责任为目的。  

3、诱惑侦查的分类

诱惑侦查分为两类:即犯疑引诱型、机会提供型。

(1) 犯疑引诱型

犯疑引诱型的诱惑侦查,是指被诱惑者本身并无犯罪意图,但诱惑者促使被诱惑者产生违法犯罪意图并实施违法犯罪。主要特征是,被诱惑者虽被侦查者认为是犯罪嫌疑人,但实际上并无犯意,而正是诱惑者采取了主动、积极的刺激行为使他在强烈的诱惑下产生犯意,进而实施了犯罪行为。该诱惑,可能是经济利益,如高出市场价值的经济利益;也可能是特殊的身份关系,如经不起朋友的哀求而帮助朋友。例如,在某贩卖毒品案件中,公安的特情人员向自己的朋友林某询问是否有毒品,希望林某帮他搞些毒品。林某本身并不贩毒,但认识共同居住在同一楼房以贩养吸的张某,遂介绍该特情人员向张某购毒,特情与张某在交易时被公安抓获。林某被认为是居间介绍贩毒,仍以贩卖毒品罪被公安捉获并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

(2)提供机会型

“提供机会型”的诱惑侦查,是指被诱惑者已具备犯罪意图,诱惑者为其提供机会,使其实施犯意。主要特征是,被诱惑者本来已产生了违法犯罪意图,甚至已有违法犯罪行为,诱惑者仅仅是提供了一种有利于其违法犯罪实施的特定条件和机会,此时,侦查机关的行为相对来说,是被动的、消极的,等待嫌疑人现身或犯罪团伙暴露,所以不存在诱发无罪者犯罪的倾向。例如,在某贩卖毒品案件中,公安得线人情报,嫌疑人张某从外市购得一批数量巨大的毒品,并企图在本市贩卖,公安随安排警员假扮买家向张某进行毒品交易,后在交易现场将张某及其贩毒团伙抓获,并起获大量毒品,避免了大量毒品流入该市。

一般来说,在世界各国,为打击犯罪的需要,警察使用“提供机会型”诱惑侦查手段是被允许的。但“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手段是被禁止的,因为犯罪嫌疑人本身并没有违法犯罪意图,警察开出某种让人不能经受的诱惑条件,而人性总是有弱点的,这样警察实际是在制造违法犯罪,因而要坚决予以制止。

4、诱惑侦查的适用情形

因为诱惑侦查,有诱人犯罪和可能被滥用的嫌疑,所以各国都对其使用范围作了严格的规定。一般来说,适用诱惑侦查的案件均须具备以下特点:首先,是犯罪行为的“隐蔽性”。例如走私犯罪,此类犯罪活动往往是团伙作案,违法交易等犯罪行为多是在违法犯罪行为人之间进行,且多采取了积极隐藏措施,外人很难了解其活动,犯罪行为具有很强的隐蔽性,使得侦查活动十分困难。其次,是“无被害人之案件”,即此类的违法犯罪活动一般无特定的被害人。再次,是“严重的危害后果”,即对社会具有潜在和严重的危害。最后,是“取证难”。发现此类违法犯罪的线索和抓捕违法犯罪行为人十分困难,证据难以获取。综上,侦察诱惑,一般只适用于走私、涉毒、制贩假币、组织卖淫等重大犯罪行为的侦查,其适用犯罪不能随意扩大。    

二、诱惑侦查的必要性及弊端

1、诱惑侦查的必要性

诱惑侦查的存在和使用具有现实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新的犯罪形势。随着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社会人口的流动性也越来越强,犯罪数量大幅度增长,毒品犯罪、制贩假币、网络赌博等有组织、复杂犯罪形态层出不穷,且该类案件危害巨大,但往往没有具体的控告人,具有很强的隐蔽性,通过外围侦查方法很难获取有效证据,这对传统侦查方法提出了挑战,对打击犯罪形成了严峻的形势。

(2)现有侦查条件的限制。在犯罪手段日新月异的同时,是常规的侦查手段在面对高智商、有组织的犯罪分子时的捉襟见肘、侦查效率低下,因此打击犯罪的力度大受影响。为加强对社会秩序的控制、打击有组织犯罪,加大对侦查机关的支持,政府开始赋予侦查机关诸如监听、卧底侦查等侦查权力,诱惑侦查作为一种积极有效的侦察手段,自然也就应运而生,并被有条件认可。

2、诱惑侦查的弊端

诱惑侦查虽然在打击有组织犯罪时具有非常有效的作用,但也具有明显的弊端,这也正是诱惑侦查饱受争议的地方。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诱人入罪”,违背法律本意。诱惑侦查具有诱人犯罪的嫌疑。人具有弱点,这是人的天性,侦查机关提出诱人的条件,使得一些原本没有犯罪意图的人因此犯罪,这是制造犯罪,与侦查机关打击和减少犯罪的立法本意相违背。即使在机会提供型诱惑侦查中,只要嫌疑人的犯罪行为没有发生,就存在犯罪中止的可能性,侦查机关的诱惑行为则促使了犯罪行为的发生,与阻止和减少犯罪的法律本意相悖。

(2)可能导致权力滥用,侵害人权。诱惑侦查作为一种特殊的侦查手段,极易被滥用。在立法对诱惑侦查进行限制的国家,诱惑侦查的适用条件也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容易被滥用。更不用说,在没有明确立法的中国,在没有法律的严格限制下,为完成办案任务,诱惑侦查容易被侦查机关随意发动,诱使普通市民犯罪,从而增加很多本不应该发生的犯罪行为,使得普通市民的正常生活被干扰,甚至入狱。甚至,诱惑侦查也可能成为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打击报复他人的手段。

(3)造成功利主义倾向,对侦查机关提升侦查水平不利。诱惑侦查对侦破案件具有强大的功效,那么依靠诱惑侦查就可以基本完成办案任务了,侦查机关自然没有更大动力去主动提升自己的侦察水平,如加大对侦查人员的培训,购置新的侦查器具,采用新的有效的侦查手段等等。这对侦查机关,尤其是基层的侦查机关提升自己侦查水平不利。而这与加大使用诱惑侦查将形成恶性循环。

可以说,侦察诱惑是在特定情况下,对特定案件采取的一种不得已的特殊侦查手段,是国家在对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以欺骗手段进行侦查可能侵犯人权两者之间进行权衡,从而得出“两害相权取其轻”的价值和政策选择。

三、我国司法实践对诱惑侦查的处理情况

1、关于诱惑侦查的立法现状

目前,我国立法机关对诱惑侦查并无明确的法律规定,立法仍属空白。在司法实践中,经常被使用到的法律文件主要是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三条和零散的法院会议纪要。

(1)《刑事诉讼法》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三条:“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

(2)人民法院的会议纪要

最高法院在《全国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中规定在毒品犯罪中“有对他人进行实施毒品犯罪的犯意引诱和数量引诱的”,“应当从轻处罚”。

2000年1月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召开的全国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上,曾形成了《关于印发全国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一文。在此通知中明确规定:“在审判实践中应当注意的是,有时存在被使用的特情未严格遵守有关规定,在介入侦破案件中有对他人进行实施毒品犯罪的犯意引诱和数量引诱的情况……对具有这种情况的被告人,应当从轻处罚。”

上海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2000年第24次会议审议通过的沪高法(2000)312号《关于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五、关于毒品犯罪的量刑问题中规定:

1、对于运用特情侦破的毒品案件,应当认真分析是否存在犯意引诱或数量引诱的情节。

所谓犯意引诱,是指被告人本无实施毒品犯罪的主观故意,而是由于特情引诱或促成才形成或坚定犯意,从而实施毒品犯罪的情况。对于具有该种情节的被告人,均应给予从轻处罚;无论其涉毒数量多大,也不应该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所谓数量引诱,是指被告人本无实施大宗毒品犯罪的故意,而是由于特情引诱使本来数量较小的毒品案件演变为数量大的毒品案件,或者使本不够判处死刑的毒品案件演变为可能判处死刑的毒品案件的情况。对于具有该种情节的被告人,一般应当给予从轻处罚;论涉毒数量应当判处死刑的,一般也不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对于是否使用特情情况不明,但不能排除特情引诱嫌疑的案件,在量刑时应酌情考虑给予从轻处罚。对于罪该判处死刑的案件,应当考虑留有余地……”

2009年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布的《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中规定,毒品犯罪“有存在特情引诱情形的,可以酌情减少基准刑的30%-50%”。

综上,中国的立法文件中,并没有对诱惑侦查作出规定。虽然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三条规定禁止以欺骗手段取得证据,但对于何为欺骗手段并无司法解释。实践中司法机关很少引用该条款而拒绝认定诱惑侦查取得的证据的效力。相反,法院的会议纪要,虽然并非法律,但在司法实践中却是明确的适用依据。在法院零星的会议纪要中,有明确的诱惑侦查的规定,但这些规定也只限于毒品犯罪,且只限于量刑,而不影响罪与非罪的定性。也就是说,我国法院对待毒品犯罪中的诱惑侦查的态度是,肯定犯疑引诱型和机会提供型诱惑侦查的合法性,但对嫌疑人应当从轻处罚。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司法界,尤其是法院、检察院,在其他案件中对待诱惑诱惑侦查的态度。

2、我国司法机关对诱惑侦查的处理情况

在我国,诱惑侦查也同样适用于涉毒、涉赌、制贩假币、走私等有组织犯罪中。但在基层的司法实践中,诱惑侦查行为主要集中在制贩毒品、卖淫和介绍卖淫两大类案件中。公安机关一般会在移送检察院的卷宗中出具一份证明,说明案件中的证人为公安的特情人员。但出具这种证明,并非公安机关的法定义务。一般来说,如果没有公安关于特情人员的证明,但案件的证人为公安人员,或公安机关出具的抓获证明描述为根据线人举报且被公安蹲点现场抓获的,即存在诱惑侦查的可能性。

对于公安机关使用诱惑侦查行为的案件,符合起诉条件的,基层检察院一般都会起诉。对于不符合起诉条件,则会退回公安机关另案处理;对于其中明显不当使用诱惑侦查的,有的基层检察院会向公安机关出具检察建议书,提醒公安机关以后避免出现类似行为,以发挥检察院的法律监督职能。  

法院对于使用诱惑侦查行为的案件,无论是否毒品犯罪,对于构成犯罪的,一般都会做出有罪判决,但会从轻处罚。

需要说明一点的是,对于案件是否使用诱惑侦查,法律并没有规定侦查机关有明确的告知义务。所以,整体来说,案件是否使用诱惑侦查,公安机关最知情,其次是检察院,再次是法院。一般情况下,嫌疑人及其辩护人很可能不知情,或者即使知情,也无法证明。因为公安机关关于特情的证明,检察院一般不把它作为证据提交法院,嫌疑人及其辩护人很难见到。

3、存在的问题

诱惑侦查作为一种相对秘密的侦查手段,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的运用和处理仍处于封闭状态,由于没有法律的明确规定,存在以下的问题:

(1)缺乏严格的程序规范。侦察诱惑的适用条件、适用对象、程序、时间和地点都由侦查机关自己掌握,缺乏严格的适用条件和明确的操作流程,难以避免其主观随意性。

(2)不受司法审查,易被滥用。在国外,发起诱惑侦查,一般都要得到独立于侦查机关以外的机构审查,以保证诱惑侦查的合理运用。但在我国诱惑侦查是在侦查机关内封闭运行,基本上不接受外界监督,其运用的公正性难以保证,容易被滥用。

(3)诱惑侦查所获得的证据运用受限。由于法律没有明确的规定,在诱惑侦查过程中的获得的证据有时不能直接用于证实犯罪,如通过技侦手段获得的监听资料不会直接向法庭出示,要进行复杂的转化程序;有关特情人员不直接出庭作证,而是以另案处理的方式予以回避。而证据不能有效运用,可能导致对全案事实认定的困难。另一方面,由于没有明确的告知义务,被告及其辩护人可能并知道在案件中使用了诱惑侦查,从而不能提出此方面的辩护,这与公正审判精神是相违背的。

四、对诱惑侦查的立法建议

为打击犯罪的需要,我国的决策者对诱惑侦查采取了一定程度的默认和不严格限制的态度。但由于我国本身就是一个官本位严重、法治和人权意识薄弱的国家,如果不对诱惑侦查这种特殊侦查手段进行规范,将无法有效制止权力的滥用。随着我国侦查机关侦查水平的提高、国民法治和人权观念的提升,笔者认为天平应当向公民人权保护方面进行倾斜,有必要对诱惑侦查给予明确的立法规定。

1、实体法的立法建议

应当在《刑法》中明确肯定机会提供型诱惑侦查的合法性,禁止犯疑引诱型诱惑侦查;并将机会提供型诱惑侦查作为酌情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量刑的情节考虑;对于侦查机关未经审批而获取的证据一律排除适用。

2、程序法的立法建议   

应当在《刑事诉讼法》侦查一章中,增加诱惑侦查手段,但应从以下几方面加以限制:

(1)适用原则。首先,只能适用于采用正常侦查手段无法侦破的案件。其次,有一定证据显示嫌疑人具有犯罪倾向或意图。禁止对未成年人、日常表现良好的公民使用诱惑侦查。再次,禁止高度诱惑,应将诱惑手段控制在合理范围内。

(2)适用程序。采取严格的申请审批制度。由侦查机关提出申请,经同级级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审查同意后,方能实施诱惑侦查。紧急情况下,可由侦查人员先行诱惑侦查,但事后应立即报告并补办审批手续,不被批准的原诱惑侦查应予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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