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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法治社会与法治经济的相互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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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发布时间:2018-05-15 09:56

    内容摘要:法治社会的构成要素应包括协调发展的社会规范、社会组织、社会行动和社会意识。法治经济是把对物质的管理的全过程纳入到法治之中,是法治特征在经济秩序中的具体反映。法治经济的特征主要表现在:经济活动主体享有法律授予并保护的权利;契约精神被普遍尊重和严格践行;竞争规则完备,全社会的规则意识基本形成;全方位国际化,逐渐形成国际通行的制度规则。法治社会与法治经济之间的关系是极为紧密的,在不同的层面上,二者或互为前提,或相互融合,或相互发展:法治经济为实现法治社会提供物质基础;法治社会为法治经济的发展培育优质的环境条件;法治社会发展影响法治经济发展的结构及布局;法治社会发展是法治经济发展的动力;法治社会、法治经济的发展有助于破解法治建设的瓶颈。

    关键词:法治  法治社会  法治经济  相互关系

 

    “法治”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瑰宝,也是当下的热词。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称《决定》)指出,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这意味着法治建设不仅约束公权力,还要求社会上的组织、个人的行为都要纳入到“法”的框架之下。由此,专家学者们也展开了对法治社会与法治国家、法治政府之间关系的研究。《决定》同时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但却鲜有对法治社会与法治经济之间关系的研究。在此背景下,本文着眼于法治社会与法治经济,对其相互关系展开探讨:

    一、法治社会的构成要素

    “法治社会”在我国使用要追溯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当时学者们对该词汇的具体含义未做严格界定,且常常与法治国家混用。直至 2012 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命题,“法治社会”才第一次独立出现。国内部分学者这样界定法治社会:法治社会是指国家立法所确立的制度、理念和行为方式能够得到有效贯彻实施的有序社会状态,包括调整社会的法律制度体系的健全,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的社会行为都能够由法律予以调整,公民、社会组织能够依法行使自己权利,各种法律纠纷都能够依照法律程序化解,从而建立起了法律调控的有序的社会运行状态,它是法治发展的必然逻辑选择。[1]

    前述定义是从有序状态的角度出发进行描述,值得借鉴,但其并未将法治社会的具体构成要素表达出来。笔者认为,法治社会的构成要素应包括协调发展的社会规范、社会组织、社会行动和社会意识。具体阐述如下:

    第一,社会规范。“无规矩不成方圆”,法治便是规矩之治、规范之治。国家立法是有着最高强制力的规范,但就目前实践而言,国家立法并不能解决一切的社会问题。若仅仅寄望于完善法律以调整社会关系,法治建设将难以迈出步伐。法治社会中的规范不应仅局限于国家立法,非法律性质的种种规范也是其应有之义,例如行业惯例、道德伦理、风俗习惯、乡规民约、宗教规范,以及公司章程、公民之间订立的合同等。正式规范和非正式规范共同发力、协调发展才可能形成法治社会下的良好秩序。换言之,法治社会下的社会规范应当既包括国家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也包括国家认可的其他社会规范。

    第二,社会组织。此处的“社会组织”,不等同于政党、政府之外的民间性组织,而是更广义的,包括政党、政府在内,也包括协会、商会、联合会、基金会等介于国家和公民之间的各种组织形式在内的一切合法组织。今日之中国,社会矛盾多元化,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博弈日趋激烈,由此导致各级政府面临巨大的维稳压力。法治社会的理想状态之一,就是各种基于一定目的结社形成的组织能够发挥调节和缓冲作用,促使每个公民在政府无法有效介入或者不必介入的领域亦能自主有序活动。社会组织的全面发育实则政府“放权”与“限权”的结果,是政府组织与非政府组织和谐共生的表现,是完善社会自治的需要。

    第三,社会行动。社会发展逐渐深入,公民的权利意识逐渐被唤醒,不同利益主体的诉求不断增多,随之而来的便是纠纷类型的多元化以及纠纷数量的大幅提升。法治社会下的社会行动应当表现为任何组织、个人均应依照社会规范办事,尤其是在产生纠纷时选择相应的合法渠道解决纠纷。我国现有的纠纷解决渠道主要是和解、调解、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和诉讼。近年来,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不断被提及。但是,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尚未健全,各种机制之间的衔接尚未畅通,且社会普遍上对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认同感不高。因此,大部分的纠纷仍如潮水般涌至法院处理,这也制约着社会行动的进一步发展。

    第四,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包括维权意识、规则意识等,是主观层面的概念,不同于前面三种客观构成要素,但其重要性同样不可忽视。在法治社会中,社会意识的最高形态是高度的规则意识,即无论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抑或是个人,都充分信任和尊重规则,凡事均以遵守社会规范为先。“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形同虚设”,但是,当前我国社会普遍缺乏对法律的认同感与信任感,勿论法律信仰,更勿论对其他社会规范形成规则意识了。如此就导致了法律和其他社会规范不被尊重,社会规范的权威性不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核心观念“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正是针对规则意识淡薄的现状而提出的。唯有全社会普遍树立起规则意识,形成遵守社会规范的良好氛围,法治社会才有深入发展的根基。

    法治社会发展完善的过程就是四个构成要素协调发展的过程,即顺应多元社会治理的内在要求,在国家统治、社会自治、个人自觉的三元建构的思路下,完善社会规范,发展社会组织,给予社会更多的自治权限,调动各种社会力量协同共治,实现社会管理与社会自治的有序衔接,同时,培养规则意识,健全并畅通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规范社会行动,从而实现和谐有序、健康稳定的社会状态。[2]

    二、法治经济的定义及特征

    如前所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于2014年正式提出,理论界对法治经济的定义不一而足。部分学者将其定义为:法治经济就是把经济社会发展纳入法治轨道,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基础设施上构建而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秩序。[3]笔者认为,在“法治经济”这一词汇中,“经济”是基本,“法治”是特征。对于“经济”的构成要素分析一般从物质和管理这两个角度出发,以至于人们常常把“经济”高度概括为“对物质的管理”。法治经济的定义可以参考这一思路,即“法治经济”是把对物质的管理的全过程纳入到法治之中,是法治特征在经济秩序中的具体反映。

    依照上述定义,社会经济活动中所有相关主体的资格、权利义务、行为规范等方面都要求以法治的方式进行全面规范,做到一切经济活动法治化。法治经济应当既体现市场经济对法治建设的内在要求,又体现国家治理在经济领域的法治逻辑。因此,笔者认为,法治经济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经济活动主体享有法律授予并保护的权利。在法治经济的语境中,市场主体当然地可以期待经济运行长期处于正常有序的状态。无论是商品交换、分配还是消费,都涉及权利与利益,而这些只有在法律认可的前提下才能成为现实。这就要求法律对市场主体的资格、地位予以明确,权利平等、机会平等得到确保,其经济权利和自由意志才可能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护,包括消费者、失业者、贫困者等弱势群体参与和共享经济发展权利的保护。[4]同时,一个市场主体行使权利不能成为侵犯其他市场主体权利的正当理由,因此要求法律及其他社会规范确定各市场主体行使权利的边界,以及受到侵害时相应的维权程序。

    第二,契约精神被普遍尊重和严格践行。所有的经济往来都离不开契约(合同)。各经济活动主体自由自愿进行往来,收获各自利益,承担各自风险,其内在精神便是契约精神,因此契约精神一直被视为经济良性发展的内核和基石。契约精神即平等、自由、守信的精神。我国时常提倡和强调这种精神,但从现状来看,这种精神未得到普遍尊重和严格践行。不夸张地说,目前我国各种经济领域都充斥着不尊重契约精神的骗子和“老赖”,碰上了他们,尊重和践行契约精神者常常只能吃亏。随着法治经济深入发展,虽然仍不能彻底消灭“老赖”和骗子的存在,但是,社会上已普遍尊重和践行契约精神,相应的保障和制裁制度不断完善,“老赖”和骗子生存和经营的空间将被极大地压缩,他们不能再横行,尊重和践行契约精神反而会吃亏的社会心态将得到根本改变。

    第三,竞争规则完备,全社会的规则意识基本形成。有经济就有市场,有市场就有竞争。竞争无疑是经济的“天性”,从这一角度出发考虑,法治经济就应当是能有效治理竞争的经济。有竞争就需要有公平有序的竞争规则,否则,市场机制将失灵或者被扭曲,大量出现损人利己甚至危害社会的行为。谈及竞争规则,我们可以说“法治经济”与“人治经济”相互对立:法律法规、制度规章、惯例章程等构成法治经济的基本整合机制,而非行政命令和长官意志。法治经济下,大到市场体系的构建、国家宏观调控,小至市场主体的型塑、市场行为的规范和市场监管行为的规制,经济领域的一切方面都应纳入法治的轨道,法治成为调整、引导、保障、激励经济发展的纽结和基点。此时的竞争规则几近完备,当然对于新式的经济关系和竞争现象,相应的竞争规则也会高效出炉。[5]仅具备完善的竞争规则是不够的,还需要规则意识被普遍认可和尊重,形成遵守社会规范的普遍自觉性,即全社会的规则意识基本形成。前文已谈及规则意识淡薄的现状有待改善,不再赘述。

    第四,全方位国际化,逐渐形成国际通行的制度规则。经济以效益为直接目标,法治经济也不除外,这就必须要参与到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当中。经济全球化使众多国内市场融汇成一个国际大市场,国内市场国际化趋势越发明显。在这种形势下,不仅要求经济往来当中遵守国际惯例,适用世界通用的标准和规范,而且提出了国家与国家之间在先进的法律与文化等领域相互吸收和借鉴,逐渐形成国际通行的制度规则的更高要求。法治经济是开放的,开放的经济必然需要不同主体均遵守共同的规则。反之,也只有规则的接轨和统一,才能更好地促进经济活动的开放,更好地提高经济效益。

    三、法治社会与法治经济的相互关系

    经济水平和社会水平的协调发展是人类社会的客观要求。在笔者看来,法治社会与法治经济之间的关系是极为紧密的,在不同的层面上,二者或互为前提,或相互融合,或相互发展。

    (一)法治经济为实现法治社会提供物质基础。

    任何一种社会制度都必须建立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之上,即必须具备一定的物质条件和技术条件。实现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是发达的生产力,这是政治常识了。实现法治社会的物质基础是什么呢?答案同样也是发达的生产力。涓滴效应(Trickle Down Effects)和涓滴经济学(Trickle Down Economics)把经济发展与救助穷人描述成水滴从上往下流动的关系,认为通过发展经济增加财富总量,才能最终使贫困群体受益。[6]法治经济的运行与法治社会的实现遵循同样的逻辑。法治经济下的市场系统高速运转,拥有着发达的生产力,正是因为法治经济正常运行,源源不断地为发展法治社会提供物质基础,才能最终实现法治社会。

    (二)法治社会为法治经济的发展培育优质的环境条件。

    经济发展需要一定的外部环境,具体到法治经济的发展,则需要有安全的政治环境、稳定的法律制度体系、优良的文化教育体系、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等。假设长期在战争或者动乱环境中,国家的经济系统全面瘫痪,根本无法谈及法治经济的发展。“文化大革命”就给我国留下惨痛的教训,和平安定的政治环境对于发展法治经济至关重要。当然,法律制度体系、文化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等条件同样不可或缺。一旦失去以上社会条件的支持,法治经济就等同于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了。

    (三)法治社会发展影响法治经济发展的结构及布局。

    法治社会的发展可以理解为社会规范、社会组织、社会行动以及社会意识的发展。当前,我国以上四个方面的发展水平均存在较大的地区差异,从东南沿海地区向内陆地区呈现递减趋势。针对这种规律和各地的资源优势,为促进经济全面快速协调发展,一方面,我国逐步调整产业结构,改变第一、第二、第三产业比例失衡的情况;另一方面,我国实施“东部腾飞、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的发展战略。随着法治社会发展的深入,我国法治经济的结构更加均衡,布局更加合理。由此可见,法治社会发展水平的地区差异是影响经济结构和布局的重要因素之一。

    (四)法治社会发展是法治经济发展的动力。

    如前所述,法治社会发展可以说是其四个构成要素的发展,而这些要素的发展内在地构成了法治经济发展的推动力量。针对不同构成要素的发展,展开分析如下:

    第一,社会规范的不断发展,推动法治经济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自2007年10月1日起施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自2016年3月1日起施行。该部法律及司法解释对国家、集体和私人所有权进行了系统规定,强化和完善了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具体内容,实现了对不同所有制的财产权利实行平等保护,使其享有相等的权利。同时,通过明确加强对私人所有权的认定和保护,增强人们投资、置产的愿望和创业的动力,从而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财富的极大增长。《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于2008年进行了第三次修正,2015年、2016年相继通过并施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专利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制定和实施,充分鼓励和调动了发明创造的积极性,通过加强对知识产权的尊重和保护,人们的专利意识增强,直接促进了我国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创新,从而促进法治经济的增长。通过以上两个案例,我们不难得出,社会规范的发展推动了法治经济的发展。

    第二,社会组织的不断发展,推动法治经济发展。例如已深刻影响着我们生活方式的快递行业,于2009年成立了中国快递协会,短短几年已发展270家会员单位,其中既包括国营的中国邮政速递EMS等,也包括民营的顺丰、申通、圆通、宅急送等,还包括在华投资的国际快递企业如UPS、FedEx等。又如我国的基金会,在过去的2016年就取得可喜的成绩单,包括: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在该年度筹款5.51亿元,支出6.01亿元;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筹款4.83亿元,支出4.22亿元;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筹款2.05亿元,支出2.08亿元。[7]这些基金会通过公平公正公开的运作方式,将社会上分散的资金和资源集中起来,使之发挥规模效应,有效投入到各项事业中去,为公益服务和经济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类似的情况不胜其数,社会组织不断发展壮大,直接参与到法治经济的发展进程中去,并作为其中的一份子发挥重要的推动作用。

    第三,社会行动的不断发展,推动法治经济发展。我国正在努力建立社会广泛参与的多元化纠纷解决体系,目前包括调解、和解、仲裁、行政复议、行政裁决、诉讼等。目前,我国有79万个人民调解委员会,391万人民调解员,2015年度化解纠纷约900万件;建筑工程、房地产、保险、金融证券、互联网、医疗纠纷等领域设立了专业的行业调解组织;各地劳动人事争议调解组织和仲裁机构2015年度共处理争议170余万件;全国民商事仲裁机构251个,仲裁员达4万余名,近年来每年的合计受理案件均超过10万件;全国各级法院3500多个,2015年度全国法院受理案件1900余万件。[8]上述的庞大数据正是我国社会行动深入发展的体现,这些发展有效地化解了我国法治经济运行中的各类纠纷和矛盾,维护法治经济的平稳秩序,从而推动法治经济的发展。

    第四,社会意识的不断发展,推动法治经济发展。一方面,群众的维权意识、维护公共利益的意识大大加强,以公益诉讼试点工作为例。2015年7月以来,试点地区的检察机关在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等领域共办理了案件5000余件,其中很大一部分来自于群众的举报和投诉。该项工作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督促恢复被污染或者破坏的耕地、林地、湿地、草原近13万公顷;督促近1500家违法企业进行整改,索赔治理环境、恢复生态等费用近2亿元;督促受贿欠缴的国有土地出让金54亿元。[9]另一方面,通过宣传教育,群众的法治意识、规则意识有所加强。近年来,我国大力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文明中国、平安中国、法治中国等宣传不绝于耳。法律等社会规范得到更多的尊重和认可,人们参与社会经济活动更加注重遵守规则,社会秩序因此有所改善。可见,社会意识的发展有利于良好健康的社会秩序的形成,对于推动法治经济的发展有重要作用。

    (五)法治社会、法治经济的发展有助于破解法治建设的瓶颈。

    不可否认,我国的法治建设已取得巨大的成就,但是,目前仍有些方面处于瓶颈期。首先,立法瓶颈。依法治国必然是良法之治,因为一个国家即使从国家公权机关到普通公民都能做到尊法、守法,但如果所遵守的法律是恶法,那这个国家的法治必然也大打折扣,因为在这样的法律治理下,公平、秩序、效率这些法的基本价值和精神很难得到确保。我国在立法建设方面确实取得了不菲的成绩,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建立,但是立法方面还是存在一定问题,例如,立法质量不高。立法中存在大量的部门利益保护等问题,这已经成为我国立法的瓶颈。其次,依法行政瓶颈。行政机关的权力来源于法律的规定,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力必须严格在法律授权的范围之内,同时也需严格依照法律规定的具体程序,这是依法行政的本质所在。但当前我国依法行政出现比较多的问题是权力的滥用现象,而且很难破解。这主要是因为一些领域法律没有做出明确规定,缺乏可操作的法律依据,而更多的则是有法不依,超越法律的授权范围行使权力。最后,司法瓶颈。司法是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门槛,一国法治建设推行的状况很大程度体现在司法状况上。我国司法领域依然存在诸多问题,司法状况与社会大众的期待值还有一定距离。[10]

    法治社会、法治经济的发展有助于破解法治建设中的这些瓶颈:

    第一,法治社会和法治经济深入发展的必然结果之一就是社会规范的完备,能够破解法治建设的立法瓶颈。一方面,法治经济的发展培育的是公平有序的竞争规则,参与经济全球化当中的经济活动需要遵循国际通行的规则和惯例,这就使得部分立法者在立法过程中将部门利益、地方利益法定化的问题能够得到有效解决。另一方面,随着法治社会的深入发展,专业的立法人才大幅增加,国家立法水平当然提高;同时,社会自律程度提高,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一些科学的、符合现实需要的规则,这也弥补了国家立法的不足。法治社会、法治经济都要求法律等正式规范和惯例等非正式规范协调发展,现有法律体系中尚不完善之处可以暂时性、替代性地运用其他的社会规范予以调整,从而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的社会运行规则,国家立法层面的缺失能被有效补足,保障法治建设有序进行。

    第二,法治社会和法治经济崇尚并努力实现社会的高度自治,能够有效限制公权力的滥用,促进依法行政。尤其是转型期的中国,面对错综复杂的社会问题,需要各类非政府性质的社会组织发挥其“缓冲器”、“减压阀”的作用。政府作为社会组织的一种类型,其活动的范围和领域也逐渐被明确界定,推行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的效果逐渐显现。而其他社会组织在政府不必或者不应介入的领域充分自主活动。如此一来,就在很大程度上压缩了公权力使用的空间和范围,可以实现从源头上杜绝公权力在部分领域的滥用。例如,在经济领域,部分地区政府依靠行政命令和行政手段,让权力进入市场流通领域并成为交易对象。随着法治经济和法治社会的深入发展,不同社会组织分工明确,政府权力被有效限制,此时将大大减少“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这种权力滥用的情况,还原本该公平有序的经济竞争环境。[11]

    第三,法治社会和法治经济深入发展,法治意识将大幅提升,有效破解法治建设的司法瓶颈。当前,我国法治建设的司法瓶颈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司法不公现象存在,以及法律未得到应有尊重,司法效果不佳。针对这两个层面展开分析如下:

    对于司法不公现象。国家公职人员是社会成员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法律信仰的提升会推动其他社会成员尊重法律、信守法律。随着法治社会和法治经济的深入发展,公职人员队伍的法治意识牢固树立、法律信仰良好培育,并由此形成了依法办事、依法办案的优良作风,[12]这将最大程度地降低司法领域的职权滥用以及司法不公现象,从而提高司法的公信力以及法治的权威。同时,法治社会和法治经济的发展提升的不仅仅是国家公职人员的法治意识,而是全社会的法治意识,逐渐形成尊法守法的良好社会氛围,从大环境上影响司法人员的工作态度和工作思维,并透过各种社会组织形成有效的监督与制约力量,对司法权力依法运行形成倒逼,能有效解决暗箱操作或者权力滥用所导致的司法不公问题。

    对于法律未得到应有尊重,司法效果不佳。如前所述,当前我国社会普遍缺乏对法律的认同感与信任感,勿论法律信仰,更勿论对其他社会规范形成规则意识了。如此就导致了法律和其他社会规范不被充分尊重,社会规范的权威性不足。因此,为了增强社会对法律的尊重,实现良好的司法效果,需要增强公民对法律价值的感受与认同。在法治社会和法治经济的大环境中,规则意识、法律信仰的形成不是通过灌输,而是基于公民对法律的公平、正义、秩序、效率等应有价值的直接或间接感受慢慢培育形成的。换言之,只有使全体公民深切感受到了法律的这些价值以及由此带来的福祉,才会形成对法律的认同、尊重、信任,这种社会心理慢慢加强最终演变为法律信仰。而随着法治社会和法治经济深入发展,行政机关能够依法行政、司法机关能够公正司法,公民在此过程中就能充分感受到国家立法本身是科学的,且这些科学合理的法律规则能够在实践中得到实现。如此一来,公民通过自己参与到现实的法治活动中体会法律的价值,找到其对法律的依赖感,进而认同法律的至上性和神圣性,不仅司法瓶颈得以破解,而且对于实现法治具有重要意义。



[1] 史丕功,任建华:“法治社会建设的价值选择及主要路径”[J].山东社会科学,2014(09)。

[2] 参见徐媛媛,丁慧民:“法治社会构建的法理分析”[J].领导科学,2016(26)。

[3] 刘红臻:“解读法治经济及其建设”[J].法制与社会发展,2016(03)。

[4] 参见贾亭天:“‘法治经济’探析”[N].天津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4(04)。

[5] 参见公丕祥:“加快建设法治经济”[J].唯实,2016(07)。

[6] 参考网站地址: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215372648.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7年3月13日。

[7] 参见李庆,王心怡:“系列二 公募基金会2016筹款成绩单”[N]. 公益时报,2017-03-06。

[8] 数据来源于龙飞:“中国ADR/ODR的发展现状及未来构想”.网站地址:http://www.news.sina.com.cn/sf/ 2016-10-12/doc-ifxwrhpm3038664.s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7年3月9日.

[9] 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网站地址:http://www.spp.gov.cn/ztk/2017/ gzbg/index.s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7年3月10日.

[10] 雷晓萍:“法治社会建设的意义及其路径选择”[J]. 宁夏党校学报,2015(02)。

[11] 唐任伍:“法治经济如何破题”[J].发展,2015(01)。

[12] 唐晓阳:“法治政府建设: 成效、问题与对策”[N].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1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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