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文化

我与普法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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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发布时间:2018-07-19 10:26

对法律的深刻认识缘于上小学时参加的一次公审大会。那是七十年代的一个秋学期,学校组织师生参加公审大会,桂中的冬天寒气逼人,但小镇郊外的公审现场仍人山人海,因为有一人犯被现场执行枪决,所以记忆深刻。“杀人偿命”,这或许就是那个年代我们所接受的普法教育了罢。

与法律结缘是在1985年,那时我提为正排职干部刚一年。因为军校读的是中专,为进一步提升学历,我报读了广东广播电视大学法律专业(大专)。报读时有中文和法律两个专业可供选择。如果遵从内心真实想法,我偏向于报读中文,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积极建设社会主义法制成为时代主题,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我舍弃了学中文的想法。

同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了《关于在公民中基本普及法律常识的决定》,开启了具有启蒙和扫盲性质的全民普法活动序幕,我正是在“一五普法”期间完成了法律知识扫盲,并取得了法律专业大专文凭。

“一场官司十年仇”,80年代,打官司还不被一般老百姓所接受。我也一样,认为打官司不是一件光彩的事,特别是乡里乡亲的,应该以和为贵。但让我没有想到的是,我终究还是打了一场官司。

记得是1989年,我回家探亲,父亲又跟我提起房子的事。我们家的房子是爷爷解放前置买的,与隔壁邻居家的房子有一约50公分的三角地带空地。邻居房子很窄,经老辈协商同意,将三角地带让与邻居。邻居便拆掉了其自家的山墙,将桁条搭在我们家的山墙上。随着时间迁移,老一辈过世,对方后辈认为我们家的山墙为两家共有。时逢当年村委开展农村住房确权工作,我们家原来的房契又在“文革”中遗失,为顺利办理新证,在协商无果后,父亲想通过法律途径解决这个问题。

房子的事之前听父亲讲过,但诉诸法律的想法我是头一次知晓,虽在情理之中,但我仍不免心存顾虑。父亲是一名中学校长,有这想法不奇怪,但邻里两家关系一直不错,一但打了官司,关系不免僵化。但父亲说,不管结果如何,“让他三尺又何妨”。我还没有道出自己的顾虑,倒受了父亲的一番教育。就这样,我支持了父亲的想法,官司终究还是打了。一审时我出了庭,委托我堂哥为原告,庭前堂哥与对方握了手。县法院一审将山墙权属判归我家所有,市中院二审时却只将山墙前半部分判归我们,后半部分判为双方共有。虽然结果不尽如意,但事情终归算是解决了,父亲心里很坦然。没想到,学了法律后的我竟是用了这样一种方式运用了法律。经过这件事,法律意识在我内心深深根植,同时使我明白,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是正道。学法用法,在全社会形成崇尚法律、遵守法律、维护法律的良好风尚,是构建法治社会、和谐社会的必由之路。

在部队工作期间,经常有各种形式的普法活动,印象较深的是军事法院在部队举办的公开庭,有的就是发生在身边的案件,非常有教育意义。

2006年,我通过了全国高等教育法律本科自学考试,并如愿转业进入检察机关工作,经过一年办案部门锻炼,我被调整到了政工部门,普法成为我工作的一部分。

11年来,但凡院里组织诸如“举报宣传周”、“检察开放日”、“送法下基层”等大型涉及普法工作的对外活动,我都有幸作为工作人员参与其中。前几年,我院开始与高检院影视中心“法治中国”栏目、南方电视台“警戒线”栏目等主流影视媒体合作,我作为院里专职宣传工作人员负责协调配合,将执法办案中具有典型性、教育性的案例拍成普法宣传片,共拍摄《考题迷局》、《剑指六合彩玄机报》、《打击假药犯罪》等短片10余部,在全国20多家电视台播出。与《今日花都》报合作,开辟法制宣传专栏,加强普法宣传。我个人撰写的宣传稿件在《检察日报》、《南方日报》、《今日花都》报等各级报纸上共计发表近百篇。近年来,我院结合检察职能,按照“谁执法谁普法”要求,建立“检察官宣讲团”,践行以案释法制度要求,做到一案一分析,一案一教育,实行平等互动的普法形式,赢得了社会公众的信赖与支持。

因为在检察机关工作,平时不免会有人有事请托。怎么办呢?我想,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第一,把握一个原则,违反规定的事坚决不能做。第二,在不违反原则的前提下,尽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代为咨询法律问题,指引通过正常渠道查询案件等,既帮助了别人,又在不经意间起到了普法作用。

“一五普法”以来,我国的普法活动伴随着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已走过了整整30年。经历个人实践和工作实践,我感到,经过长期的普法教育,干部群众的法律素质明显增强,单位依法行政的能力与水平普遍提高,但要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普法工作者仍责无旁贷。

普法永远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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